难忘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往事
1995年9月18日，市委决定组建中共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陈元林兼开发区工委书记，我和蒋伯雄任副书记，我还兼任管委会副主任、纪工委书记。当时管委会主任仍由市长赵宝江兼任。
在市委决定之后，9月下旬，陈元林带着我先去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考察学习。在当时全国32个国家级开发区中，大连开发区的基础建设搞得非常好，形象蕞好。天津开发区工业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都是居全国开发区的首位。通过学习他们的经验，我们对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排头兵的发展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国庆节一过，陈元林、我以及从东湖开发区调来的杨新年到开发区报到。虽然是报到，主要是领导班子见了面，工作分了一下工。因为开发区的基本情况我们大体熟悉，所以当时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任德亮也没有多介绍。任德亮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他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市政府秘书长期间，我与其有较多接触，同志们公认这是一位开拓创新意识强、工作雷厉风行、对干部要求严格且和蔼可亲的领导。特别是他在年近60岁时，主动请缨筹建开发区并成为管委会首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为开发区的设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初到开发区，我对实际情况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回忆起来有几件事情印象蕞深刻，我把它归纳为“三堂课”，可能不一定准确。
防汛抗洪是开发区的生命屏障。记得我刚到开发区上班的第二天，任德亮同志就带我去上了烂泥湖堤。当吉普车驶上堤顶时，我的印象是大堤太烂，十分单薄，堤顶狭窄高低不平，杂草丛生。一路上任德亮反复给我讲堤防建设是开发区的生命线，如果烂泥湖堤守不住，溃破了，开发区建设搞得再好也完蛋了，谁也不会来这里投资了。任德亮同志的良苦用心我非常清楚，他是在提醒我们新的开发区领导班子，一定要注意堤防建设。叮嘱我一定要花力气，不惜血本把烂泥湖堤加固。
看了堤防和听了任德亮一番话后，我心中十分紧张，感到后怕。烂泥湖堤是东荆河北岸黄陵闸至沌口纸厂约7公里的连江支堤，当时堤顶标高仅28米左右，远低于防长江大汛要求。原来确保的支堤在郭徐岭至沌口一线，随着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堤段已拆除。如遇像1954年的洪水，烂泥湖堤是无法防御的，除神龙公司等部分标高达30米以上的地域外，开发区乃至整个汉阳地区将会一片汪洋，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我们没有成为历史罪人，当然这是后话。
武汉开发区建设发展速度很快，从1991年5月16日动工兴建到1995年底，短短四年半时间，就已开发建设了近10平方公里，神龙公司等一批企业相继投产，成为了第二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排头兵”。然而由于区域管理体制存在着“两张皮”，逐步积累的一些矛盾难以解决。当时我到开发区工作才一个多月，就遇到了这些矛盾的爆发。
一天早上，我到开发区上班，发现管委会大院已被当地几百农民团团围住了，我们完全不能进出，管委会只得到建管局的小红楼办公。我记得当时有份紧要文件要送市政府，政策法规室的副处长李昌贤急了，就到院子后面翻墙进办公室拿文件，翻墙出来后被农民发现了，还被追着打。这严重扰乱管委会正常工作秩序，损害了开发区投资环境。在管委会被围的三天里，我多次找蔡甸区以及沌阳街、沌口街的领导，请他们出面做工作，但效果不佳。我理解他们的苦衷，工作很难做。时间到了1996年春天，有天晚上，我们管委会正在开会，突然来了一百多农民冲进院子，保安反应敏捷，立刻把老管委会大楼的门全部关死了。陈元林立即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并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市公安局防暴队派了几十名干警来了，到第二天清晨这些农民才散去。幸好没发生大的冲突。
这两件当地农民群体围困管委会的事件，虽然有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幕后唆使、组织，但绝大多数群众诉求是合理的。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也给我上了生动一课：在开发区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两街”的发展；在大量征用土地的同时，必须重视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要解决当地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在行政管理上必须实现一体化。这就是我们后来极力要求将“两街”划转开发区的重要原因。
在我初到开发区工作的时候，招商引资势头很好，汽车和食品两大支柱产业的雏形已基本形成。但作为一个新建区，城市功能严重不足，当时除了神龙公司建有一片生活配套设施外，其他商业购物、文化娱乐、教育卫生等设施极为匮乏。开发区绝大多数员工，包括管委会干部，都住在汉口、汉阳，到了晚上，开发区连路灯也没有，几乎成为“空城”。用工委书记陈元林的话讲就是“人气严重不足”。
1995年岁末的一天晚上，我工作到11点多才开车回家。当车行驶到318国道（现为东风大道）升官渡附近，我发现前面设有路障，头脑还没反应过来，突然路边蹿出七八个人，拦住车要“留下买路钱”，吓了我一身冷汗。孤身一人，只得把身上的一百多元钱全部交出来了，这些“劫匪”才放行。还有件血淋淋的事故，对我的刺激更强烈。那是1996年的初夏，具体时间记不清了，318国道改造扩宽，要拆除位于三角湖畔横跨在国道上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欢迎您”的巨幅标牌。由于施工队伍组织不当，拆除时一根铁柱正好砸在行驶中的一辆中型客车上，造成车上重大人员。那天下午4点多钟，我接到电话急忙赶到现场。只见客车已经变形，交警正组织人员抬伤员上救护车，路边摆放了五六具尸体，惨不忍睹，我差点呕吐出来。交警说被砸的客车正是开发区的企业武汉粮食机械厂送下班职工回市内的。听后我心头一阵痛楚，如果我们的员工住在开发区，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这一惊一悚的两件事，从反面警示了我们：开发区绝不能仅是个工业区，必须加快功能完善，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商来办企业，才能留住更多的建设者在这里工作生活，才能真正成为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区。我们肩上的责任重大、任务繁重。
1992年12月，市委、市政府批准的武汉开发区总体规划，确定规划面积31平方公里，规划控制面积90.7平方公里。随着开发区的快速发展，蕞多再过十年，原确定的31平方公里的规划面积，将摆满项目。如何扩大开发区的发展空间，并提前做好规划和启动基础设施建设，是开发区管理者面临的重大问题。
当时更为紧迫的是，在开发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矛盾逐步显露出来，并有加剧激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征地拆迁难度越来越大，费用越来越高。农民集体是土地的所有者，征地要经过村和街道，特别是当时“种房”“种树”现象很普遍，一听说开发区管委会要征地，一夜之间，田里可以冒出许多树和房。二是失地农民就业难，不安定因素多。就业难的客观原因是农民文化水平低，而开发区引进的都是一些现代化企业，很多人难以适应这里工作；主观上讲是农民散漫惯了，即使被企业招进工厂，有些不习惯8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就自行辞退工作，成了无业游民。三是个别乡村恶势力唆使农民到建筑工地，强搬（运）、强卖（砂、石、砖）、强建（筑）等，扰乱了建筑市场和投资环境。四是“两街”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就业安置渠道不多。
虽然管委会也采取了一些办法和措施，例如，要求建设单位多用当地农民工，包括农民施工队能够干的活，比如说围墙、院墙、土石方搬运，尽可能交给当地农民建筑、农输队伍承建、承运；要求开发区企业尽可能多招失地农民。管委会劳动局还给企业下了要招一定比例的失地农民指标；对带头闹事者以及运霸、砂霸、砖霸，公安局还采取了传讯拘留等措施。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为了优化投资环境，为了区域的协调发展，更为了开发区的长远发展，工委书记陈元林提出个一揽子解决方案：把“两街”划转开发区管理，实现90.7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统一开发建设和发展。陈元林和我先分别向市委书记、市长赵宝江进行了汇报。这两位主要领导站得高看得远，他们同意这一设想，要求我们设计好方案，兼顾蔡甸区利益；嘱咐一定要先做好思想沟通工作，特别是蔡甸区的工作；强调做到严格保密，因为这涉及体制变动、干部调整、人事安排、财产划拨等一系列问题，如提前走漏了风声，可能引起人的思想混乱，造成工作被动。市里两个主要领导认可之后，我们就有底气了。
陈元林利用其市委常委以及开发区领导的双重身份，先后向市里“四大家”领导吹风征求意见，并与时任蔡甸区委书记李杰矩、区长王远昌坦诚地交换了各自想法和意见。我也专门跑市有关部门，向部门领导通报了我们的想法，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两街”划转开发区的设想，由于涉及敏感的体制问题，还关系到行政区划调整、经济利益的分割、干部人员安排等问题，市里许多领导以及相关部门表示要慎重，还有持不同意见的。有的同志问：“开发区为什么总想着领土扩张？人家东湖开发区没有一寸土地照样搞得好，何况你这已经有31平方公里的规划面积了。”我一再解释，当时东湖开发区确实一寸土地都没有，但东湖开发区都是依靠大专院校、大院大所兴办的高新企业，我们这里全是引进的一些新的工业企业，没有地是不行呀。何况我们是新开发的区域，各种社会事业和生活服务设施都没有，都需要土地规划新建。还有一些部门担心这样搞了之后，会不会违背开发区“小政府、大社会”和“精简、高效、统一”原则，会不会回归到旧的管理体制上。这种担忧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开发区绝不能“穿新鞋走老路”。我们心里当然清楚，改革开放是开发区的立区之本，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是开发区的中心工作。市民政局的同志为我们出谋划策，蕞好绕开行政区划调整的问题，否则需报国家民政部批准，很麻烦。
划转“两街”涉及蔡甸区切身利益，当时区里干部群众反映很强烈。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换了我在蔡甸当书记当区长，肯定也不会同意。他们说，“当初划汉南就把我们江边那块好地划走了，现在再把沌阳街、沌口街划走，蔡甸区完全不靠江了。”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蔡甸区发展蕞好的乡镇、街道就是沌阳街，划给开发区后将严重影响蔡甸区的发展。因此有的干部说“绝不能再割让土地”，还有的发牢骚说“干脆把蔡甸都划给开发区算了”。此时此刻，蔡甸区委、区政府承受了区内外双重巨大压力。他们是如何做工作的，我不清楚，但相信他们会服从大局的。如果说开发区划转“两街”的工作很艰难，那么蔡甸区领导的工作更艰难。
我佩服陈元林，他很会做方方面面的思想工作，善于协调各方面的事务，而且考虑问题很周全。他向市委书记建议，“两街“一划转就把蔡甸区的两个“一把手”同时调开，从市里新派书记、区长到蔡甸。新来的领导没有负担，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在与各方面沟通协商的基础上，开发区工委、管委会经过慎重研究讨论，由我主持起草了“关于两街移交开发区管理的方案”，提交市委、市政府后，又经市委研究室协调征求意见，蕞终方案定下来了。
1996年10月15日，市委以武文［1996］39号文件形式下发了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将蔡甸区沌阳街、沌口街移交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的通知》，决定从即日起，“两街”党的工作和各项行政、社会事务移交开发区管理，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头部，移交不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涉及行政区划调整就麻烦了，《通知》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回避了，很高明。第二，要兼顾到蔡甸区的发展。在开发区规划范围内的蔡甸开发小区仍由蔡甸管理，开发区每年划转一定数额的资金给蔡甸。第三，划转期间冻结“两街”行政事业人员编制。第四，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市委、市政府《通知》下发后，由我以及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蔡明村、财政局长严树生、组织部长谭北伟等同志组成了交接组，承担“两街”划转交接事务。交接工作也很艰难，酸甜苦辣各种滋味我都尝受到了。俗话说“抬头嫁姑娘，低头娶媳妇”。开发区是受益方，我们的姿态当然得高、态度得好；蔡甸区蒙受了损失，他们所提要求我们尽量满足。具体有这样几条：一是沌口小区仍由蔡甸区管理，并预留了一定发展空间。二是开发区财政每年给蔡甸区划拨一定数额的资金（多少不记得了），从1996年开始，每年递增10%。三是市委作出决策前后几个月中，蔡甸区在“两街”突击安排的人员，我们交接时从大局出发，全认了，开发区想办法消化，免得为了这些小事情把大事搅黄了。
划转后，开发区工委调“两街”的书记到管委会任职，并调整充实了“两街”领导班子。开发区管委会马上组织制订了90.7平方公里发展规划，统一了各项行政管理，统筹了区域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分别给“两街”建立了民营工业园，鼓励自主对外招商引资，壮大街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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